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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群体中流传这么一句话，“读博只有两天是快乐的，一天是开学，一天是毕业”。
博士生活与想象中的差距，让博士生喘不过气。他们时刻处于高压学习状态，面临无处不在的同辈压力，情感关系难以为继，经济条件也相对窘迫。
《自然》杂志2019年的一篇研究显示，在对690名中国博士生中的调查中，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因读博期间的抑郁和焦虑寻求过帮助，而其他国家是36%。
博士抑郁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外表是高知，内心是高危”的博士生故事被一次次书写，他们的处境和现状得以被看见。
但现实境况并非因被看见而有所改变，在为自己发声的同时，博士生们也在积极自救。
有人选择退学，重启一段人生；有人试图靠旅游自愈；有人为了逃避长时间痛苦，拼命加速完成学业。
他们的故事或许不同，但却拥有同样的精神内核：看清读博的本质后，选择爱自己。
正如@W所说，即使失去现在的一切，我都要好好生活，不能因为拥有得多了反而失去了基本的勇气和能力。
“大家好，抑郁症的一天开始了。”
从大二起，宋钧每隔几个月便会发一次这样的朋友圈。
从前，他常与一群伙伴待着，有事没事就往一块凑。可来到北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排，大家互不交集。宋钧不适应。他情绪低落，无依无靠，总是想家。
这种状态延续到硕博阶段。博一期间，宋钧察觉到不对劲，主动去心理医院咨询。做过专业心理测试量表后，他被确诊为抑郁症。
如果说独来独往衍生出的孤独感已是常态，那么读博期间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则是他抑郁的直接原因。
宋钧本硕博均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专业是社会学，毕业后进入一所985高校任教。
他是山东人，2013年高考655分，是山东省文科第97名。这个成绩上不了清北，读政法又浪费。看到招生手册上写的就业方向是公务员，他和家人商量，决定报人大社会学。
“既然做，就要做到最好”，宋钧一直这么要求自己。大四时，他得到保研名额，可以选择留在本校或去北大。他“懒得换地方”，继续留在人大社会学专业。
硕士期间，宋钧再次获得保送读博的机会。他没多想，“就先读呗”，读完进高校，或去考公。
然而，“读博只有两天是快乐的，一天是开学，一天是毕业”，宋钧说，“这是博士圈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在他看来，“读博的没有正常人”。
图源《重启人生》
根据《Nature》发布的一项调查，39%以上的博士有抑郁或焦虑的症状，是正常人群的6倍以上。
与此同时，读博对博士心理健康具有持续负面影响。《Nature》的另一项调查显示，读博后，博士生使用精神药物的比例大幅上升，这种趋势在整个博士期间保持增长。
李沐就是这样。她就读于国内顶尖高校，专业是人类学。今年是她读博的第五年。读博之前，李沐曾设想过博士生活。她要做喜欢的研究，用学术理论解释社会现象。五年过去，回看当初，她说自己“完全是胡来”。
李沐的申博过程不算顺利，前后申了两次。终于进入梦校后，她却发现读博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她的硕士学校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博士学校则注重学术培养。进入完全不同的学术氛围，李沐并不习惯。而且博士生发表论文的压力大得多，如果博士毕业后进入高校，还将面临“非升即走”。
最初申博时，她没想过学术圈的运行方式。现在回看，完全没考虑后果。
从博二暑假第一次做田野调查开始，到博四上学期结束，李沐的焦虑状态持续了两年。她经常以泪洗面，止不住地哭。很多次她想振作起来做点什么，却都以失败告终。她提不起任何兴趣，因为恐惧失败的结局而避免开始。
有时候，她后悔读博。她认为自己没有学术天赋，老师“有眼无珠”地录取她，让她感到愧疚。她不断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是不是不配学人类学，“完蛋了”。
即便李沐感觉抑郁，却迟迟没有就诊。如果真的需要心理咨询，她怕太贵；吃药又会发生副作用。
图源《点燃我，温暖你》
邱邱的确进行过心理咨询，不过对她而言，“没什么效果”。
邱邱硕士毕业后并未读博，而是进入一家三甲医院任职，成为临床医生。
工作四年后，她发现科室里博士毕业生越来越多，晋升的压力催生她读博的想法。几乎没有犹豫，看到南方某高校的博士招生简章后，她立即联系了导师。由于医院工作繁忙，她没有任何准备，却意外通过了。
脱产读博后，她的工作重心从医院转移到学校来。她每天泡在实验室里，就连周末也被实验占用。邱邱读的是专业型硕士，培养制度跟医院类似，都是把人丢在临床一线攒经验，几乎没做过实验。可读博不一样，她需要反复做动物实验。
实验的随机性很大，一个周期下来，可能完全做不出想要的结果。过程中既得考虑实验进行的条件，又要避免干扰因素的影响，需要不停纠正，推翻重来。
邱邱的生活在实验中日复一日。直到父亲突发心梗离世，打乱了她所有计划。
去年大年二十九，本是邱邱一家吃团年饭的日子。等她从学校赶回家时，爸爸却住进ICU。邱邱和爸爸都是医生，她很想四处找人帮帮爸爸，可他病得太重，谁也没办法。站在ICU门口，她甚至连夜联系了道士师傅，希望能让爸爸有点好转。深深的无力感压着邱邱。她与爸爸见面不到几小时，爸爸就走了。
她不敢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过，总会否认一切。她不断回想爸爸去世那天，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哪一步不一样的话，是不是结果会不同。她感到生活无趣，常想如果人的一生结局注定是死亡，现在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
学业上的苦闷，父亲离世，一切都措手不及，压得邱邱喘不过气。严重时，她想跳楼，一了了之。
图源《绝叫》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程猛指出，博士生群体的抑郁已成为公共问题，与他们置身其中的制度框架和学术文化密不可分。
象牙塔尖的博士生本是教育游戏的佼佼者，却被时刻困在“读博时钟”里。他们心知肚明哪个时间点该做什么事，必须在相应年限内修满学分、发表小论文、完成博士论文开题，才能走到最终答辩，顺利毕业。
宋钧所读高校的博士学制是四年。按照学校安排，博二开题，博三做研究，博四预答辩，正式答辩前需发表2篇c刊论文。每一步都有时间界限，科研压力就像在界限上踩钢丝。
宋钧认为，写论文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可能在电脑前坐一年也想不出什么，也可能坐一小时就灵感乍现”。文科需要创造性，这与天赋相关。持续的创造性工作本身就是困扰，再加上步步紧逼的发表时限，宋钧无时不感到压力。
即使写出论文完成发表，他只会高兴半天。因为总有下一篇等着发，甚至同行“发得更好，发得更多”。
“不发表就出局”，是科研界默认的潜规则。大多数学校要求博士生至少发表2篇SCI收录期刊论文，才能申请毕业答辩，只有部分学校不以发布数量和期刊为衡量标准。
然而，完成一篇高质量论文并非易事。从确定选题、完成文献积累到开展研究，最后成文，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长达几年的时间。
即便高效率完成写作，论文发表周期也足够磨人。一篇SCI论文从投稿到发表可能历经一整年，更何况期刊市场正面临僧多粥少的情况。
论文发表像“读博时钟”里跑得最快的秒针，嘀嗒嘀嗒敲打着博士生紧绷的心弦。
图源《黑狗》
李沐也曾遭遇过来自发表的压迫。博二时，有经验的同学已经陆续发表，他们劝李沐赶紧写了发。可人类学研究需要理论基础和扎实的田野调查，李沐的导师不鼓励为了发表而写。在拼命发表论文的时代，她们稍显不入流。同辈催促和导师“鼓励式”教育之间的张力，让李沐犹豫。直到博四上学期结束，她没有任何论文在投，只能干着急。
不过最让李沐为难的是博士论文开题。从博二起，她就在准备，直到博三，她仍未完成开题。
起初，她将目光锁定在月经贫困上。她阅读了大量国外文献，参考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资料，试图探索公共卫生治理如何影响女性月经健康。她认为选题堪称完美，只要找到田野点并完成调查，博三就能顺利开题。彼时，她从未做过田野。直到上手操作，她才发现自己过于单纯。
做田野是人类学者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实践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研究的成败。
从卫生巾公司到福建农村，李沐接连换过三个田野点，却都没做成调研。她发现研究没法做，太多理论预设跟实际情况不同。在最后一个田野点跟阿姨们拧了一个月灯泡后，她身心俱疲，每天都哭，整个人“接近崩溃”。
李沐做田野时拧的灯泡
无奈之下，她只能换题，转去做医疗照护。暑期四个月的田野颗粒无收，她的博论开题注定延后，时间上的焦虑让她想赶紧完成这次调查。
这次她将田野点设在老家一所医院。生活状态、社交都舒服了很多，终于不用以泪洗面，但她又开始失眠。睡前躺在床上，她满脑子都是第二天要看什么资料，访谈谁，怎么写田野笔记……
李沐的第二次调研为期一年。她拿这些资料去申请项目，面试老师直接告诉她“你的研究没有意义”。那是线上答辩，挂断电话后，李沐深吸一口凉气，人呆掉了。她不敢把这些告诉父母，一个人哭了一整宿。
此时已经博四，她虽确定好题目，可研究框架却迟迟没细化。如果这样下去，李沐将迎来延毕。
北师大副教授程猛指出，延毕不仅意味着难以按时获得博士学位，还意味着至少在延毕的半年、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内，他们很难收获经济效益，进而可能影响工作进程，甚至结婚生子等重大选择。
李沐曾经的同学已经工作两三年，只有她还在读书。延毕让她尴尬，仿佛落后于同辈进度。对李沐来说，时间从未如此压迫，紧逼着她做出行动。可越恐惧延毕越难开始，接连受挫后，她提不起任何兴趣，什么都做不了。
宋钧亦有过类似体验。读博时，他发现同龄人早已结婚生子，赚了不少钱，自己却是穷学生一个，还得家里支持。回看当初那些学习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他们已经有房有车有家庭。宋钧感觉自己落后了。他有时会想，如果当初硕士毕业没有读博，考个公务员，现在过得怎样？
图源《绝叫》
同辈压力是“读博时钟”的衍生。更糟糕的是，读博顺利与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全部支点，“一旦这个支点被动摇，整个生活世界都会摇摇欲坠”。
邱邱深有体会。考上博士那年，她已经30岁，刚刚结婚。工作时，她靠攒下的工资在一线城市买了套房，父亲承诺读书期间帮她还房贷。可如今父亲离开，她又脱产读博，收入远不如从前，巨大的经济压力找上门来。就在此时，邱邱发现自己怀孕了。
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让邱邱来不及反应。尽管医院允许她毕业后重返岗位，但年龄带来的生育和职场问题不停困扰着她。生下宝宝，可能意味着博士学业的中断。不生，她将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无论生与不生，当她再次回到职场时，都逃不过35岁危机。
纠结再三，邱邱下定生育决心。然而，导师意见成为最难猜的谜。她听说有的导师不允许学生在博士期间生育，担心导师不同意。好在导师很支持她，告诉她“生孩子是大事，博士读不读不一定，自己的小孩一定得要”。
决定生下孩子后，邱邱对如期毕业的焦虑更甚。博士生活与想象中不同，完全没接触过的实验让邱邱畏惧。达不到实验条件、试剂用量不到位、干扰因素过多都会影响实验结果，反复不出成果让她担心延毕，白白付出沉没成本。
即使在怀孕期间，她从未停止做实验。实验试剂可能对人体有害，丈夫劝她多为宝宝考虑。但她不想拖实验后腿，也不想麻烦别人，甚至生孩子前一周还泡在实验室。唯一幸运地是，导师很照顾她，主动调整实验室分工，减少她与危险试剂的接触。
论文发表、延毕焦虑、沉没成本被裹挟在“读博时钟”里，成为悬在博士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们不停地催促自己：快做研究，快出成果，快毕业。读博本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却伤痕累累，在自我怀疑与反复焦虑中，博士生陷入死循环。
象牙塔尖的抑郁深植于博士制度与学术文化中。回看博士生涯，宋钧认为，成果并非产生于重压之下。关注博士生群体的抑郁问题，需要理解他们的现实处境。在保障博士生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前提下，提供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或许是破局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等待现实境况有所改变之外，博士生们也在积极自救。
发朋友圈是宋钧纾解压力的方式。每当情绪崩溃时，他便在朋友圈“思考人生”。
早上，宋钧在朋友圈向好友问候，“大家好，抑郁症的一天开始了”。如果这天是周一或月初，他的文案则由“一天”变为“一周”“一个月”。
晚上，宋钧喜欢在朋友圈深思，“人的一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活着到底有什么价值”。
这些朋友圈通常只有四五个好友点赞，一开始别人还跟他探讨人生意义，时间长了，大家都习惯了，知道他在乱发。他不在乎是否有朋友关注，只是发泄出来，心情就会好很多。
博士期间，宋钧的压力持续存在，但他从未怀疑过读博的选择。为了避免长时间抑郁，他加速提交论文，三年完成博士学业。毕业后，他进入一家985高校任教。
作为教师，他与博士生交流时，发现他们所经历的与自己相似。即使这样，每当想开口劝他们时，宋钧总有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
图源《丈夫得了抑郁症》
博四上学期即将结束，李沐意识到情绪不对，开始有意识地拯救自己。运动是见效最快的方式，李沐在一家划船机俱乐部注册报名，一周划三次，每次1小时，从11月划到1月。
本想靠疯狂划船忘记烦恼，不料意外先来临。作为初学者，李沐过于拼命。由于大腿和背部肌肉力量不足，她只能靠弯腰送力，两个月下来，她患上腰间盘突出。
那时她几乎是个瘫痪的人，身体一动就会剧烈疼痛，躺在床上连翻身都翻不了。她在想到底造了什么孽，要这么惩罚她？自己啥时候能好，一直好不了就没办法写论文，已经博四了，接下来怎么办？
从做田野开始，李沐的计划一直被打乱，直到这次，她一度以为人生完蛋了。
由于身体原因，李沐的学习时间被压缩，但正是如此，她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从前时间富裕，大部分时间看起来在学习，实际上效率很低。现在每天只能学1个小时，她却能完全利用好。有限的学习时间让她来不及想其他事情，田野经历、论文发表、毕业开题，种种压力都化为这一个小时的学习动力。
随着身体逐渐康复，每天从1小时学到2小时、3小时，李沐的开题有了眉目。与此同时，她申请到另一个社科项目，并拿到一等奖资助。她感到信心恢复，心里慢慢踏实下来，生活向正轨发展。
李沐从前的焦虑来自高期待，她总设想事情完美完成的样子，却恐惧真正的开始。经历这次疾病，她发现“战胜恐惧的办法是承认自己啥都不行，但坚信自己可以做到”。就像织毛衣一样，“先找到一个小线头，再开始扯线，别想能不能织出毛衣，干就完了”。
如今，李沐已开启读博的第五年。尽管她现在仍受制于博论的压力，偶尔感到失落，但她不会再崩溃了，因为她知道这是读博的必经过程。按照目前的写作进度，李沐争取下半年毕业。如果今年不行，明年也能坦然接受。
李沐的田野笔记
2024年12月，邱邱的宝宝出生了，是个女孩。看到一个新生命的降临，邱邱对父亲离世的悲伤释怀了些。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宝宝身上，只是看着孩子，就会觉得好可爱，好幸福。
从前，邱邱认为读博必须有结果，已经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不能白白浪费。即便付出不能到达百分之百的回报，至少也要百分之九十。她拼命催促自己多做实验，快出成果，时刻处于紧张状态。
现在，她发现一切没那么重要了。最初读博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可现在却把自己弄得抑郁，反而失去生活的希望，这违背初衷，陷入死循环。与宝宝和自己的生活相比，读博似乎没那么重要了。它不该成为人生的优先事项，而让人忽略原本的生活。
她同时着兼顾论文和带娃。平日里，妈妈帮她带孩子，她能够抽出身来完成论文。妈妈忙的时候，她就带着孩子玩。空余时间，她把跟孩子的日常发在小红书上，不少宝妈找她交流。这让她找到价值感。帮助别人让她快乐，她的精力也因此分散掉，不必再执着于学业。
“即使没有学历，即使失去现在的一切，工厂打工也好，当服务员也好，我都要好好生活，不能因为拥有得多了反而失去了基本的勇气和能力”，邱邱偶然间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这句话。她觉得写得太好了，在心里默默记下来。每次刷到与自己相似的博士抑郁帖子，她都会把这句话评论过去。
注：宋钧、李沐、邱邱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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