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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拨开层层黄土，文明何其博大。
曾经的武王墩一号墓，地表以上的封土高达14米；如今，被挖至地下20米。2024年初冬，随着最后一层填土揭开，尘封2000余年的武王墩一号墓终现真容。
4月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厦门大学考古学科全程参与考古发掘的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赫然入列。从2016年至2025年，这已是厦大考古人第10次上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从水下到边疆，从史前时期到历史时期，厦大考古人何以将学术的根系深深扎进华夏大地的土壤？
“比起厦大宿舍，对工地的宿舍更熟悉”
武王墩一号墓，这座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以1万余件（组）的各类出土文物撞开了楚国800年历史的迷雾之门。
柴政良，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博士生。他是目前依旧留在武王墩一号墓发掘现场的3位厦大学生之一。从硕士研究生阶段起，他驻扎在武王墩一号墓项目的时间已超过5年。柴政良开玩笑说：“比起厦大宿舍，对工地的宿舍更熟悉。”
“武王墩一号墓发掘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超以往我在本科时期参与的平潭榕山遗址、西营遗址等其他遗址的发掘。”柴政良说，仅仅是主要发掘单位就有4家，此外涉及的各种技术单位前前后后加起来有20多家。
厦门大学作为少数拥有国家考古发掘团体资质的高校，得以独立申请考古发掘项目，或从事其他考古调查、发掘等相关工作。从2020年武王墩主墓正式启动考古发掘开始，进行封土、填土和椁室的发掘工作，未来还将继续参与考古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
挖掘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形？柴政良用由厦门大学主要承担发掘工作的西室漆木车向记者举例。
南方潮湿，木椁室原本处于地下饱水状态封存，水位下落后，西室的文物都呈现堆叠状态。以漆木车的提取为例，队员用薄荷醇和液氮加固了器物结构，给漆木车套上了坚硬的外壳，并用亚克力板做底部支撑，使漆车能够被安全完整地提取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清理和复原工作。
“考古对于常人来说是枯燥乏味的，但时间长了，也能发现乐趣。就拿最平常的挖封土来说，每一铲的手感都不一样，凭借手铲传递的手感，经验丰富的考古工作者就能判断出不同遗存的情况。”柴政良告诉记者，偶然与必然、努力与运气、科学与探险交互作用，这就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对于像柴政良这样的考古专业学生而言，田野实习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炎炎夏日，猎猎寒风，能否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凡，适应田野发掘？能否根据挖掘过程中显露的蛛丝马迹准确划出遗迹单位，科学发掘并辨别遗物所属层位和年代？这些都是学生能否从事考古工作的“炼金石”。
“亲自挖过了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1973年，厦门大学正式创办考古学专业。2022年，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成立，下辖历史学系、考古学系。50多年的时间里，厦大考古人把冷门事业做成了热门话题，“挖”出一个个考古新发现。
张闻捷，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考古专业博士生导师。他说：“考古一定程度上是一门经验科学，亲自挖过了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然知识一直停留在书本中。”
2020级毕业生席佳仪就受益于厦大田野实践的全面训练。2023年从厦大毕业后，席佳仪进入北京市考古研究所工作。她参与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项目，这次也入选了“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厦大学习期间，每个寒暑假我们都下工地。打点、清表、刮平面、拍照、分类整理……老师在现场手把手教学，田野考古的规范和基础知识入脑入心，到北京考古所后就能较快进入角色。”席佳仪说。
国家文物局要求全国重要高校的田野发掘都要建立田野考古基地。以前，厦大学生的实习基地分散在全国；2018年开始，厦大把田野工作的重心放在了福建，形成了浦城和平潭两个固定的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
依托平潭基地的西营遗址，是壳丘头遗址群中年代最早的遗址。厦大考古人在这里发现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水稻遗存与海洋性文化遗存，并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然而，西营遗址的发掘其实有一定的偶然性。
“这一遗址在河流断面上，周边又是村庄菜地，其他文物工作者一开始考虑这处遗存会被破坏得比较严重。但我们觉得应该试一试。”2018年，张闻捷和同事在考察厦大考古系实习基地遗址时选定了榕山遗址和西营遗址，没想到开挖之后收获了意外惊喜。
“这是一个保存得很理想的贝丘遗址。贝丘形成了特殊的埋藏环境，里面包含大量的古代动植物遗存、距今8000年的人骨，目前福建最早的水稻的证据，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和传播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随着该遗址的发掘，厦大在全国南岛语族考古领域牢牢占据一席江山。目前，平潭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考古的其他合作单位都转移走了，但厦大的师生还一直在平潭岛上。
田野实践不光培养学生，也培养老师。“平潭实践基地现在也为系里很多老师的学术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出土的贝壳、人骨、瓷器等等，都能做出相关的科研成果。”张闻捷说。
“我们开始推进‘大考古’的工作思路”
屡获殊荣的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因循守旧，而要与时俱进。
“考古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冷门学科，现在升温了。2012年，我刚加入厦大时，考古系只有6名教师，专业的学科规划也不够。这几年，陆续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海外高校引入教职人员，目前已有19名教师。接下去，我们要转变理念，开始推进‘大考古’的工作思路，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张闻捷说。
所谓“大考古”的工作思路，一是考古要进行有组织的大型科研攻关，二是要多方引进师资力量。
“科研中有很多不同材质的文物，需要不同学科、不同方向的人才。比如平潭壳丘头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发掘，有动物、植物、陶器、石器等各类不同材质的文物，对此我们要引进不同研究方向的师资，形成一个团队联合攻关，这样才能拿下一些重大的遗址发掘项目。”
立足福建，放眼全国，走向世界。近年来，厦大考古学科鼓励师生“走出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走出去”不只走出省内，更要走出国门。得益于近年来参与的一系列重大考古项目，厦大考古积累了科研信心和学术声望，一些国外的考古机构主动邀约合作。2024年，厦门大学考古系师生受越南政府邀请，和广西考古队一起赴越南清化省，辅助当地进行考古工作。
“厦大一直以来都很关注东南亚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历史层面。现在考古方面我们也要迈出新步伐。”张闻捷说。
“走出去”也意味着学科的向外延伸。考古系与厦大校内其他强势学科进行合作，如海洋三所、人类学、化学、物理、材料学等科研团队，更好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考古项目服务。
努力推进“大考古”工作，从业14年的张闻捷显然有着更多的期待。他说：“田野发掘工作尽管不是每年都有重大收获，但只要坚持下来持续做，慢慢厘清区域性文化的面貌序列，也能建立区域性的学术话语权。”
张闻捷还认为，考古不能简单解决一些小的学术问题，也不能只做一些偏门的项目。“考古研究要回应社会，也要更多地和同行交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保护，提升厦大考古在学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言辞，让我们看到了他对考古事业的痴迷与执着。（记者 林丽明 黄星榕 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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